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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路书香

一个人的眼睛总归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总归是有限的，书本恰好提供了更多的无限。

初上大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与书的相会，对于杨绛先生而言不仅仅是课业所需，更是如同约会一般的愉悦。

在振华上学的时间，是一家人相聚最多的时间，在家庭的相聚中不仅仅能有家的温暖，更能常与父母交流对话，对于杨绛来说这是一生最为珍贵的时间。在振华读书的时候，住校时，每周都可以回家，走读的那一两个学期更是可以常常与家人相聚。那时的杨绛，已经不是小女孩，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她已经能同父母亲平等对话，做较深层次的交流，体会他们的心情。父亲刚正不阿、正直自律的处世态度，与母亲温婉敦厚的性格，对杨绛的性格形成和为人处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说：“我曾设想，如果当年一直在启明读下去，我就会像大姐、二姐一样，受学校的影响大于家庭，与家人多少有些隔膜，不会似现在这样亲。”

杨绛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用了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1928年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按理说提前应该是件好事，可以把富足的一年留给以后的人生，可就这提前的一年让杨绛错过了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回头去看当初的选择，才发现选择并无对错，所有的选择不过是为了下一次选择做准备。

当时杨绛考下了两所大学，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二是苏州东吴大学。东吴大学的入学考试，杨绛初试是第一，复试是第二。因为杨绛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成了家庭的焦点，所有人都关心她应该上哪所大学，大家都提出意见。上女校，太闭塞，单一的性别交往不利于性格的发展；进东吴大学，可以多结交一些朋友。

当时东吴大学最好的两个专业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前者三年毕业可直升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者可直接升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

在振华读书时，杨绛听了南丁格尔的故事，深受感动，想学护士，父亲告诉杨绛，学护士不如学医。小时候上生物实验课，要求学生剥掉螃蟹的壳观察螃蟹的心脏，别的同学都剥掉了螃蟹的壳，只有杨绛迟迟不敢动手，她一剥螃蟹的壳螃蟹就开始挣扎，她替螃蟹疼得手都软了，更不敢剥下螃蟹壳了。大学时还抱着读医学的梦想，那时杨绛与美国人陶乐珊是好朋友，陶乐珊的父亲是名医生，当时陶乐珊的父亲要做一台大手术，陶乐珊问杨绛是否有兴趣去看。杨绛表示感兴趣，陶乐珊替杨绛穿上护士服带她混进了手术室。手术是为患者插一根皮管子到胃里，因为患者喉部堵塞，无法饮食。手术时陶乐珊与杨绛站在不妨碍人的近旁，怕杨绛承受不了，陶乐珊说：“假如你晕倒，我抱你出去。”杨绛倒是没有晕倒，完完整整看完了整台手术，但是足足两个星期不想吃肉。此后杨绛更加觉得自己不适合读医科，那只剩下法科可以选了。想到父亲是法科出身，杨绛去问父亲的意见。父亲坚决反对她去做女律师，鼓励她选自己喜欢的学科，无奈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杨绛只能选读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没多大兴趣，只能每日去图书馆饱览文学书目，填补自己内心的失落。

真正开始到东吴大学上学时，杨绛欣喜之外，更多的是娇羞。杨先生说：“我初到东吴，还比较害羞，面皮太嫩，不够大方。有人为我作了十首旧体诗，是振华初一的老同学费孝通偷给我看的。现在还记得一句‘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这也是我最初不大方的写照。”那时的杨绛正值花样年华，那一点的娇羞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朵透露出的那一点点微香。

“淑姊”是杨绛的室友，两人常在一起，就出现了诗句里的场景。

杨绛入校头一年，东吴女生宿舍还没建成，女生也不多，大家住在一座小洋楼里。那本是一位美国教授的房子，在当时，这条件已很优渥。起初，杨绛同四五个女生一起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后才与淑姐住到了小房间，这里的淑姐便是“淑姊”了。

窗外草木葳蕤，墙上布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空气清新得就像是水里洗过一般，若不是窗外偶尔的鸟鸣和过往的学生提醒着她，她常会觉得这是一处世外桃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学校的书本隔绝了世俗的烟尘，时间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在这里写下“青春”二字。

杨绛天生肌肤莹润，江南的水像流进了皮肤里一般，白里透红，仿若有桃花的光泽。刚进大学时，因为梳了个娃娃头，加上那桃花似的面容，杨绛被同学们称为“洋囡囡”，因此而闻名全校。有同学甚至在球赛的记分牌上画了杨绛的简笔肖像，到最后竟成了球队的吉祥物。起初杨先生对这个名字很反感，觉得大家把自己当个玩具，是种耻辱。后来得知同学们不但没有恶意，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喜欢，也就大大方方地跟同学们相处起来。

有人说，这样年轻优秀的姑娘，肯定情书不断。但杨绛从不认为自己是美女，也不在意自己的容貌，曾经有人为钱钟书写传记，写到她时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腹有诗书气自华，何况她还是个有着桃花面容的雅致女子。面对这些追求者，杨绛反应很冷淡，只自顾读书，男同学们也懂了，写信来都是说：“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

不过总会有堂·吉诃德式的勇士，想要闯一闯难关。那时的大学，因为书香浓厚，萌动的爱情也都质朴纯洁，男女同学约会都是去阅读室，藏在一隅，说些小情话。杨绛晚上常一人独坐一端，顾着读书，没人来打扰。只有一次，倾慕杨绛已久的男同学，假装喝醉了，塞给杨绛一封信。杨绛没收下信，那时她已在东吴大学待了三年，对于这种事情早已不像当初那般害羞了，懂得如何处理。她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第二天这个人见到杨绛，向她道歉，还说了谢谢。

大学生活

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杨绛最好的朋友是周芬。周芬是从苏州女中考入东吴大学的，学医。她朴素安静，读书用功，各方面都很优秀，曾经获得苏州全市演讲第一名。周芬身材高挑，面容娟秀，与杨绛站在一起，一高一矮，都是气质非凡。两人在大学里同进同出，谈天说地，很是契合。周芬家在北京，她其实与杨绛很早前就见过面，那时杨绛还在北京。周芬的母亲在北京女师大附中任教，学校有个女生因为分数低自杀了，周芬母亲特来杨家找当时担任女师大学监的杨荫榆商谈，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是周芬的哥哥，女孩自然就是周芬了。

杨绛和周芬都喜欢音乐，周芬会吹笙，而杨绛会吹箫，几个要好的女孩子约到一起在课余活动时合奏民乐，曲子都是当时流行的。几个人合作熟悉了，都能互相配合上，曲子一天比一天好听，还一起参加了东吴民乐队的演出。

杨绛和周芬不仅仅擅长演奏乐器，也会唱，唱的不是歌曲而是昆曲。杨绛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拍曲先生，按照杨荫杭的意思，先生本是要懂音韵之学，可拍曲先生不懂音韵，便教了一家人唱昆曲。杨绛唱小生。周芬也唱昆曲。两个人不仅唱能唱到一起，聊天时还用“说白”的调子，这怪怪的说话方式，俏皮又幽默，常常被对方逗得哈哈大笑。

东吴大学是所教会大学，要求自然比其他大学要严格一些。东吴大学规定，男生下午四时以后可以出校门溜达，女生却不让。女生哪里乐意，几番争取，先是允许女生由女佣买点心送过来，而后又允许四年级下午四时以后可以出校门，但是最远不能超过博习医院。那时校方的说法是，校园大，多暗处，怕女生有意外，实则是担心男女同学在暗处谈情说爱。

杨绛与周芬没有男朋友，门禁对于她俩来说很是苦恼，杨绛就找舍监说理，为何不让女生散步。舍监无奈，只能由着她们去。不过舍监晚上增加了查房，但明面上不说是查房，只是端一盘杏脯请大家一人吃一个。

杨绛与周芬倒是不管查房的事情，依旧得空就出去，夜里也不例外。不过，自从杨绛与周芬后来在校园里散步时遇到了两个追求她们的男生，两人狼狈逃回宿舍后，再也不敢夜间出去。

大学里充满着生机与力量，是谈感情最美好的时间，也是读书学习最佳的时间。杨绛是好读书的人，也是会读书的人，在东吴大学里英文与国文都是全校一等一的，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就出自她的笔下，1929年中文级史也是出自她，当时因为害羞，她用了笔名“含真”。

在东吴大学，因为读的系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杨绛常去阅读室如饥似渴地读书，不仅仅是中文书，还有很多外文书，东吴大学非常重视外语，阅读室里有很多书籍都是原版的英文书。在看了大量的原版英文书后，杨绛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这为她日后做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

杨绛读书从来不是死读书，属于真正会读书的人，能从书中得到乐趣。因为记性强、悟性好，读书也未曾耽误了她的青春年华，该玩的是一样也没落下。

大学时，杨绛对体育颇感兴趣，那个时候大学里的女生还是很少，杨绛在排球功夫渐长之后，参加了校里的女子排球队。

第一次排球比赛是与邻校的球队，杨绛的球队占了主场的优势。球赛打得相当激烈，第一次上场的杨绛，沉住气，鼓足劲，作为发球手时远距离发球，球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绕过对方接球手径直砸到了地上，顺利得了一分。球赛以东吴大学获胜而圆满结束。

往事虽已过去，当初那份兴奋而欣喜的心境却保留了下来。当初比赛的胜利是团队的胜利，但对于第一次上场的杨绛而言，能得一分意义非凡。杨绛回忆起这件事还是兴高采烈，每次看排球赛，她都会对旁人说，我也得过一分。

也许是因为杨绛成长的环境一直到读东吴大学都是安逸而单纯的，保留了她性格中天真童趣的一面。在东吴读书的时候，杨绛还是像个孩子一样顽皮。那时早饭是馒头，杨绛就把馒头搓成虫子的模样，放在书上佯装害怕，等到好友周芬看见了，她就拈起那条“虫子”佯装吃掉，借此来吓唬周芬，谁知道周芬不上当，反而识破了她，追着她满屋子“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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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杨绛升入大学四年级，当时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因为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全国很多学生先后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满腔热血的学生，充满了报国的理想。

东吴大学也不例外，有学生到南京请愿。而后学潮越来越凶，政府接管了东吴大学，改教会大学为国立大学。学生由几个激进分子领导，不许上课也不许去图书馆读书，所有学生亦不许离校，每天排练军操。

振华的校长知道东吴大学的情况就打电话给杨绛的母亲，让杨绛的母亲去学校接杨绛回家。杨绛与周芬同住，不好丢下周芬一人，杨绛的母亲先带着她和周芬的书本离开学校，等到下午四点学校允许学生出校门的时候杨绛与周芬再一起溜回家。

此番变故也预示着杨绛在东吴大学的生活将告一段落了，而另一段大学生活也在向她招手。

惊觉父已老

杨绛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振华女校的校长为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这是一个出国深造的好机会，但奖学金只够负担学费，生活费等还需要自己出。当时父亲已经答应承担这部分费用，可是一家人生活的开支都压在父亲身上，杨绛不忍心，这是其一；其二，杨绛是一直心心念念要去读文学系的，这倒不是说外国的大学不好，而是就文学而言还是自己祖国教得更好，那么首选就是杨绛一直想进入的清华大学。这两点原因让杨绛放弃了留学的机会。

后来杨绛的大弟弟因病去世，对父母打击颇大，杨绛庆幸自己当初没选择出国，否则又会给父母添加压力，他们此时此刻已经心神俱疲了。

在北平求学的第一个暑假，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父亲忽然放下碗筷，略带深沉地调侃自己说，阿季，爸爸最近闹了个笑话。

杨绛察觉气氛不对，继续听父亲讲，原来是一次开庭时，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开不了口，全场静默等了许久，他依旧开不了口，最后案子不得不推迟开庭。

其实杨荫杭是得了“中风”，一时说不出话来。杨绛听父亲讲完这件事情，心里酸楚难抑。伟岸而严肃的父亲，正在用病痛调侃自己不中用了，好似一瞬间父亲发上就飘了雪，一下就白了。不知不觉中父亲已经老了，杨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赶忙安慰她说已经好了，不需要担心。

那次生病之后，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案子也不再接了，结束了自己经营半生的律师生涯。在结束律师生涯时，父亲手里还有一件案子没办完，需要写个状子，之前杨绛好多次都想帮父亲分担工作写状子，可是父亲不放心，不让她写，这次却简单交代了几句就交给杨绛写，杨绛写好后交由父亲看，父亲只是改了几个字就交了上去。

父母与子女之间就像是有一根绳子，起初父母在前面牵着子女走，后来子女在前面走，牵着父母。时间应该是仁慈的吧，总会把当初父母身上的重担一点点交给子女，让子女自己体悟爱的深重这回事。杨绛能帮父亲写状子，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能帮到家里了，心酸的是父亲就这么老了。杨绛写的状子换了三百元钱的酬劳，后来作为小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费。

清华园中初相见

东吴大学因为学潮越闹越凶，开学时间无限延期。杨绛是毕业班的学生，不能坐等，最后通过孙令衔办理了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父亲起初是不同意女儿北上读书的，提出了条件，要她约上男女同学各三人方可去读书。1932年，杨绛与周芬、孙令衔等人一同北上读书，到了火车站，一位女生突然变卦不去了，最后只得六人走。

费孝通来接他们。杨绛一考完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就迫不及待去清华大学看望自己的老友蒋恩钿。名为去看老友，实则是带着对清华园的向往去的，毕竟杨绛当初一心一意想上的是清华外文系。与杨绛同去清华的还有孙令衔，孙令衔是去清华找表兄，两人约好晚上在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见面，接杨绛一起回去。

蒋恩钿看见杨绛高兴得不得了，听说杨绛来燕京大学借读，当即就问杨绛为何不来清华借读。虽然杨绛已然办理好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可还是去打听在清华大学借读的事情。

当晚，孙令衔会过表兄，来古月堂接杨绛同回燕京，孙令衔的表兄也来了。这位表兄就是钱钟书。

两人于清华园中初见，晚霞已落，暮色刚起。一切都是寂静而不喧闹的开始，如参天之树的破土，只是在千万人中说了句你好，命运之盘便开始旋转，过去独自走的每一步似乎从那句问候开始有了意义。一旦近了，一旦开始了，一旦拥有了，梦也就开始做了。

蒋恩钿很快为杨绛办好了清华借读的手续，那时清华入学并不像燕京大学需要考试，只要在清华中有个住处就能借读。而蒋恩钿的舍友得了肺病，住进了医院，恰好腾出一张床位给杨绛。杨绛顺利借读清华园。

与杨绛一同来京读书的还有周芬，现在两人分居两校，杨绛心里过意不去，觉得两人本应在一校就读，互相有个照应，现在自己却换了学校。周芬却不在意这件事，她性格随和又肯努力，很快便适应了燕京大学的生活，况且两校邻近，串门也方便。

杨绛终于来到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选修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课。当时在清华大学能选修到朱自清先生的课是件很幸运的事情。那时朱自清先生已经显赫文坛，其散文真切动人，行文朴实，所有来听朱自清先生讲课的学生都希望从先生这里学到些写作的诀窍。

朱自清讲授的第一堂散文习作课，就留了作业：写一篇散文《收脚印》。“收脚印”按照江南地方的解释就是人死前会把生前的路再走一遍，意为回望与缅怀。杨绛写完《收脚印》后拿给朱自清先生看，先生觉得写得好，赞赏一番同时推荐给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并于1933年12月30日刊登出来，成了杨绛的处女作，署名杨季康。

散文中这样写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蛋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杨绛所写，是刻画了一个魂灵在山水间重走了一遍人生路，缅怀、感伤的情绪氤氲其间，夜的背景也写得极为细腻，好似这夜也如同魂灵一般有了情绪，字句间弥漫着欲去还留的不舍之情，可见当时杨绛的笔力。

文章发表后，《大公报》给了五元的稿费，虽不多但意义非凡，肯定了杨绛的文字，为她日后走上文坛开了头。杨绛很珍惜这五元稿费，思来想去，给母亲买了一条围巾，还买了些咖啡糖。围巾连同咖啡糖一同寄回了家里，咖啡糖是留给妹妹吃的。杨绛的散文发表后，如种子破土了一般，朱自清又推荐了她的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到《大公报·文艺副刊》。

借读清华大学后，图书馆便是她常去的地方了。对于杨绛来说，图书馆就是宝藏的集聚地，每一本书都能带给她欣喜与快乐。清华的图书馆比起东吴大学自然要好很多，杨绛专门写了篇《我爱清华图书馆》来赞美这里：“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梯，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

杨绛先生还把读书比作“串门”，书籍本来就是作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沉淀，你打开书本的那一刻就像是有位老翁或是老妪坐在火炉旁，对你说，你来了，然后一页一页给你讲述他或她这些年的人生沉淀。况且这串门与讲述还不收费，只是不备茶水，即便如此还是赚了便宜，单单一本书就读了一个人的思想，打开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角度。

在名师云集、课程丰富、学术自由的清华园，杨绛犹如跌进了蜜罐里，她自称当时“呒清头”，既选了西洋政治史、政治经济史、人类学、散文习作课等分量不轻的课程，还加选了英国浪漫诗人。

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难的事情也是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波折不断，可杨绛还是入读了清华大学，圆了当初的梦，更重要的是她对于书本的渴望从未消减，反而与日俱增。

可终归还是有遗憾的。杨绛先生曾叹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清华本科。家人和亲友郑重其事为我选大学，恰恰选了一所对我不合适的大学。我屡想转清华，终究不成，命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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